在日本的禅寺里,执掌厨房的人既非仆役,也非单纯的技工:他是僧团中位列最高的执事之一。让我们走进一个在欧洲鲜为人知的传统,在那里,削一根蔬菜与一次坐禅同等分量,而现代的执事之道也有太多可向它学习。
时值1223年,中国宁波的港口。一位刚刚登岸的年轻日本僧人,注视着一位前来为自家寺院购买香菇的老者。暑气逼人;老者年逾六旬。年轻僧人心生诧异:一位如此高阶的出家人,何以屈身操办这般杂役,而不将它交给一名新入门的沙弥?又何必不等到傍晚的清凉时分?老厨僧微微一笑:“他人非我。若不是此刻,更待何时?”这位年轻僧人名叫道元。日后返回日本,他将开创曹洞宗,禅宗佛教的一大宗门;而他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一篮香菇旁所领受的这一课。
”)
要理解这一幕,须先铺陈背景。在一座禅寺之中,生活由为数不多的几位执事来规范,他们共同分担着僧团的责任。他们共有六位。一位主掌仪轨,一位主掌戒律,一位主掌房舍。然后便是典座:总厨,供养全体僧众的那个人。这份职守绝非低微的差事,尽管在许多机构里,厨务往往被视作如此,它却位列全寺最为尊荣、也最为严苛的职分之一。那句约定俗成的话道尽了一切:典座乃是“行佛之事的佛弟子”。在此,烹饪并不逊于坐禅。它们本是同一件事。
道元于1237年将这一信念付诸笔端,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名作《典座教训》,字面意思即“给厨僧的训示”。这份文本以其双重性质令人惊讶。它首先是一部近乎军令般精确的手册:典座须在子夜之前起身,浸泡米粮,备好汤羹,清点僧众,计算
各项分量,亲自督理每一道工序。凡是自己双手能做之事,他绝不因懒惰而假手他人。每餐之前,他都前往禅堂,伏地礼拜,焚上一炷香。早在欧洲美食界那些庞大的厨房团队出现的八个世纪之前,一位僧人便已道出了一切严肃执事之道的准则:未雨绸缪,一丝不苟,时时在场。
但这份文本同时也是一篇哲学论述。在道元看来,没有一样食材是卑贱的。一粒米理应得到与最珍稀的佳肴同等的对待。“拈起一茎草,便筑起一座道场,”他写道;“步入一粒微尘,便转动起法界的大轮。”没有一物被浪费,没有一物被轻慢对待。人们不难体会,这份诞生于十三世纪的要求,与我们最当代的关切何其相通:尊重食材,顺应时令,拒绝浪费。我们今日称之为“可持续烹饪”的这场运动,竟在不知不觉间,有着一位遥远的寺院先祖。
况且,典座并非孤立的特例。凡厨房触及神圣之处,执掌它的人便不再只是一名执行者。自六世纪以来治理西方隐修院的《圣本笃会规》规定,所有修士都须轮流到厨房服事,无人可自认能够豁免。在韩国,佛寺的斋食,即sachal eumsik(寺院饮食),如今已被列为国家文化遗产。在印度的各大寺庙里,世代相承的厨师每日备好供奉神明的食物,而后分与信众。同一种理念贯穿这些不同的世界:供养一众人是一份荣耀的职守,而非苦役。
正是在此,禅门的传统凭借对照,显露出它全部的独特。不妨设想幕后的另一面:在当代权力的某些厨房里,每一样食物都要送进实验室化验,被判定为“有风险”的食材一律禁用,安保人员在旁监视整个备餐过程。两位厨师,同一种职能,供养一个人,却怀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。一边,是对入口之物毫无保留的猜疑;另一边,是典座全然的信任,在他眼中,世界丝毫无所威胁,而每一个动作,正因其平凡,才值得倾注全副的专注。
这或许正是那位宁波老厨僧在不经意间,向整个文明所传递的一课。没有卑贱的差事,也没有无关紧要的时刻。摆一张餐桌,择一样食材,奉上一餐饭:这些举动,一旦以全副的在场去完成,便远远超越了它们表面上的简单。无论对今日的执事,还是昨日的僧人,典座都在提醒:卓越并不在于佳肴的光彩,而在于专注的品质。而若不是此刻,更待何时?
